锡金怎么灭亡的_锡召霸金价值分析

1.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

2.诸葛亮一生的功绩有哪些

3.求对诸葛亮的评价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在甘肃、河南、陕西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1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公布一项重要考古成果：江村大墓墓主为汉文帝刘恒。

　这一成果颠覆了自元朝起700年来史学界的普遍认知，确认了汉文帝陵寝霸陵的真实位置。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推动”这项考古成果问世的，是千百年来令人不齿的一个群体：盗墓贼。

　霸陵（江村大墓）所在之处及周边，近年来屡遭“土夫子”（即盗墓者）侵扰。鉴于霸陵陵区文物近年来连续被盗的严峻形势，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7年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发掘。12月14日公布的便是四年来取得的考古成果。

　薄太后南陵外葬坑考古现场（摄于2020年11月）

　汉文帝霸陵真实地点得以确认，与汉武帝刘彻之妃“钩弋夫人”墓被盗密不可分。“钩弋夫人”是汉武帝刘彻之妃、汉昭帝刘弗陵之母赵婕妤，其墓为汉云陵，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铁王镇大圪塔村西。

　2016年7月，汉云陵遭盗扰。淳化县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直接组织指挥陕西省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

　警方循线追踪，从一个盗墓团伙挖出其他盗墓团伙，再扩线、扩人，历时一年多，打掉8个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1人，侦破盗窃、盗掘、倒卖等文物案件96起，扣押涉案车辆10台，追缴文物1100余件。

　相关裁判文书显示，这些盗墓贼所涉文保单位包括：杜陵（汉宣帝刘询墓）陪葬墓66号墓、汉云陵、江村大墓丛葬坑、甘肃镇原县殷家城乡古墓葬、甘肃武山县王家门村古墓葬、延安市宜川县丹州镇古墓葬等等。

　这一系列盗墓案，涉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江村大墓所在地）一带的，最早可追溯至2001年，但主要集中在2010年以后。咸阳中院“（2018）陕04刑初46号”、陕西高院“（2019）陕刑终292号”等裁判文书显示，上述系列盗墓案基本已由咸阳中院、陕西高院于2018至2020年审理，并作出相应判决。

　江村大墓被盗文物（图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这些盗墓贼分工明确，有提供资金者、有组织实施者、有踩点探墓者、有打洞盗墓者，还有销赃变现者，不同团伙人员既有交叉合作，也有争斗内讧。所涉文物包括陶俑、陶制动物俑、陶制编钟、石罄、青铜编钟、玉器等等。

　其中，外号“孟老大”的孟经建，频繁出现在多起案件中，其不仅组织实施盗墓，还负责买赃销赃。

　咸阳中院一审查明，孟经建先后实施盗掘古墓葬四次，其中两次犯罪地点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其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作用，系主犯；其又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四次，且数额总计达十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应依法予以惩处。

　2019年7月17日，咸阳中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孟经建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00万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4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140万元；并对其违法所得283万元（已缴纳198.95万元）予以追缴。孟经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但被陕西高院驳回。

　这批盗墓贼中，获刑最重的为张小彦，法院审理查明，其先后实施盗掘古墓葬八次，其中两起犯罪盗掘地点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在一起犯罪中盗掘出珍贵文物。其系盗墓团伙主犯，又系累犯（曾因盗窃获刑五年）应当从重处罚。

　最终，张小彦被判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对其违法所得482.3万元（已缴纳19.83万元）予以追缴。

　此外，汉文帝刘恒母亲薄太后的陵园也曾遭盗扰。不过，该案与上述系列盗墓案无关。

　2016年9月4日至9月6日期间，肖强、刘开明、杨彬、赵朋、段肖立携带洛阳铲、探杆、钢钎、铁锨等盗墓工具，乘坐薛国强驾驶的白色金杯面包车多次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薄太后陵陵园内，由肖强、刘开明、杨彬负责实施盗掘，由赵朋、段肖立负责望风，先后从薄太后陵的丛葬坑盗掘出彩绘男立俑、彩绘女立俑等文物108件，彩绘陶俑头、彩绘跽坐俑等文物49件。

　后肖强等人将上述盗掘的文物藏匿于刘琦在雁塔区某甲村租赁的民房内。9月6日21时许，刘琦在该民房内查看**的文物后与肖强、刘开明等人约定以每件3000至4000元不等的价格进行收购并将部分文物用车辆拉走。次日，刘琦将该批文物运至其位于高陵区的家中存放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事实上，在当日9月6日凌晨3时许，警方便接群众匿名电话举报，称有人在雁塔区某甲村藏匿文物。接警后，警方遂展开调查破获此案。

　江村大墓外葬坑出土文物（图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经西安市文物局确认，该案盗洞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薄太后陵的丛葬坑，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经陕西省文物鉴定研究中心鉴定，被盗的彩绘男立俑、彩绘女立俑等汉代文物共108件，其中二级文物5件，三级文物103件；彩绘陶俑头、彩绘陶立俑、彩绘跽坐俑等汉代文物共49件，均为一般文物。

　据秦风网发布的消息，2019年12月1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失职失责典型案例，其中第一个案例便是，西安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对西汉薄太后陵管护不力造成遗址被盗掘问题。

　通报称，2014年以后，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未认真组织对其管护的西汉薄太后陵的保护工作，管护制度缺失、日常巡查草率应付、群防力量薄弱。2016年9月，薄太后陵陪葬坑被盗墓团伙盗掘。案件虽经公安机关侦破，多数文物被追回，但仍有部分文物损毁、流失。2018年11月，该管理中心所属霸陵管护部部长冯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过处分。2019年7月，管理中心主任王京平因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被并案处理，受到开除党籍、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2

　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在甘肃、河南、陕西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备受关注的陕西西安白鹿原的江村大墓，终于确认就是汉文帝(汉武帝的爷爷)的霸陵。

　江村大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2016年外藏坑受到盗扰，之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工作者对江村大墓及其附近的窦皇后陵、薄太后南陵、相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地点，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并对陵园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基本确认江村大墓为西汉早期汉文帝刘恒的霸陵。

　据介绍，江村大墓地处西安东郊白鹿原的西端，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为原国保单位霸陵所在“凤凰嘴”地点。

　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没有汉代墓葬遗存，因此排除是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平面为“亚”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暂定名“石围界”），边长约390米，石围界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后陵陵园）。

　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陵园园墙遗存，推测共处同一座大陵园内，大陵园东西长约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

　考古人员发掘了7座大型陪葬坑、8座外藏坑内，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

　其中，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等，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

　在长约40多米的外藏坑里，密密麻麻的陶俑尤为引人注目，而且大量陶俑都是彩绘的陶俑，在考古学中被称为着衣式陶俑。

　根据考古人员初步清理，这些陶俑的数量足有上千件。

　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窦皇后陵、薄太后陵，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

　本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

汉文帝霸陵位置确认，竟是这样被发现的3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今天（2021年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线上会议，会上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至此，这个长达千年之久的误会被画上了句号。

　早在元代，《类编长安志》就记载汉文帝陵位于凤凰嘴，凤凰嘴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从原边突出的山头，其南通过一个梁与白鹿原相连，其北坡则呈规整三角状，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碑石，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块，则为清乾隆四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文帝霸陵”碑。

　凤凰嘴

　如今，省市考古研究院联合在白鹿原江村大墓、薄太后南陵开展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在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马永嬴研究员及考古队成员的帮助下，下文对汉文帝霸陵不选咸阳原反倒选白鹿原、“凤凰嘴”为什么会被很多人认为是霸陵陵址所在地、以及认定江村大墓才是霸陵的决定性证据进行独家解读。

　 白鹿原畔凤凰嘴：对霸陵千年来的误认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作为汉高祖庶子即位，彼时，汉高祖和汉惠帝均已入葬咸阳原，形成了祖陵区，但汉文帝却放弃此处，另择白鹿原一带营建霸陵。什么原因作此选择？历史资料上并无明确记载，经后世学者研究，则给予了两种看法：

　一是西汉帝陵按昭穆排列，文帝是继自己兄弟而立的帝主，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嫡长子传承，其陵位与惠帝安陵均为穆位，因此无法安排，只能另找地方；

　二是西汉帝陵并无昭穆制度，文帝选址白鹿原不过是个人原因。

　霸陵如此隐蔽，不似其它西汉帝陵墓址有清晰的封土，源于文帝刘恒提倡“薄葬”以及明确表示“因其山，不起坟”的遗诏。据《汉书·文帝纪》明确记载：“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曰：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葬霸陵。”

　没有封土意味着就不像其它汉代帝陵，拥有肉眼可见巨大的“土包”。也因此，造成了学界对于汉文帝霸陵的墓室结构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崖墓论”，认为霸陵确实是“因山为藏”，而“凤凰嘴”的高崖即霸陵陵址，也就正好印证了“崖墓”的形式。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文献上有记载“不起坟”，但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墓是修在山中的缘故，故此不用另修封土，这和地势有关，霸陵的墓室形制理论上应当同汉代的其他帝陵一样，是“竖穴土圹墓”。

　历史上对霸陵记载的文献很多，据马永嬴介绍，《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多卷史书中都曾有过霸陵“不治坟”的记载，但对于“不治坟”的具体形制却又没有进一步解释，而文献中的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传抄过程中极易发生偏差。

　此外，古代帝王陵墓大都具有保密性，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不会标注详细地点，比如，关于西汉帝陵的位置所在地，《三辅黄图》里就仅仅提到“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因山为藏，不复起坟。”

　“长安城东七十里”概括了霸陵地理位置，以上诸如其类的文字使得大部分学者们在没有考古发掘和实物印证以前，只能凭借文献和经验去分析陵寝所在地。

　有关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说法，最早见于元骆天镶《类编长安志》:“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汉书》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去过凤凰嘴的人不难发现，该地位于灞桥区席王街道毛窑院村南的白鹿原畔，是一个从原边突出来的山头，其南通过一个梁与白鹿原相连，其北坡则呈规整三角状，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的样子。“凤凰嘴”本身，不管是形貌还是后世赋予的历史色彩，都让这重误解变得层层加码。

　在地势加持以及史书“因山为墓”记载的多重影响下，“凤凰嘴”前立满了文物保护碑，而其中比较重要的则有“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嘉庆二十四年御祭碑”。

　正中最高最大的那块，则为清乾隆四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汉文帝霸陵”碑。

　即就是说，早在元代，人们就有了霸陵在凤凰嘴的误解，这就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增加了更大的难度，毕竟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完善的考古条件下，没有人敢轻易推翻“前人”的观点。

　 西汉帝陵及陵邑布局：控扼全国交通网络的枢纽

　在西汉时，帝陵的择址和营建，并不简单如今天人们看来的政治和文化象征意义，西汉帝陵的选址，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有关。

　汉初，西汉王朝的主要隐患是北方强悍的游牧民族匈奴和关东的六国旧贵族。作为西汉帝陵主要陵区的咸阳原，正位于汉长安城北首，当时通往北部边地和西北地区的交通线，都要从长安城渡过渭河经过咸阳原。西汉政府在这里营建帝陵并设置陵邑，将大批关东六国旧贵、豪杰名家徙入，实际上是在长安城北，人为营造了一道防范匈奴南下的屏障，不仅削弱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还充实了京师的力量。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后，为了加强统治，下令修筑了各样道路。而汉承秦制，在秦道路交通系统的基础上又不断发展，新修复开拓了褒斜道、子午道、使得全国形成了以汉长安城为中心辖射的更为发达的交通网络。

　西汉帝陵及其陵邑置身于这幅庞大的交通网络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交通条件，促使长安地区形成了新的交通格局并起到了交通冲要和枢纽的作用。除了西汉帝陵陵区本身良好的道路条件外，从宏观着眼，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等西汉诸帝陵及其陵邑在整个大长安地区的整体交通布局中，地位都非常重要。

　比如，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认为：

　长陵和其西的安陵及其陵邑一起控制着北向甘泉、云阳的驰道；

　霸陵除跟临潼向关东的大道以外，也是长安通往东南方向，过武关，沿丹水直指江汉平原的武关道实际上的起点；

　阳陵及其陵邑在渭北咸阳原上处于最东边的位置，亦当于交通要冲地位；

　茂陵及其陵邑则是控制京师长安和西域之间联系的咽喉，也是后来汉武帝北击匈奴，经略西域的交通锁钥；

　至于杜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的少陵原北端，作为子午道的起点，其作用自不可忽视。

　正是在这样的努力经营下，西汉王朝才实现了所谓“长安诸陵，四方福凑并至而会”的交通形势。以诸陵邑为交通枢纽，通向四面八方的渐趋完善的伞形交通网络，对维持长安城及诸陵邑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翻查西汉帝陵选址，细细归类，能感受到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均在高敞之地，多位于国都之北，距离长安城不远，交通便利等等。而这些特点的形成，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帝陵的营建都遵循了就近原则，为了“宣示崇高威严”和“防水”两方面的考量，帝陵的选址在地势上都要求“高敞”。

　例如，作为西汉帝陵主陵区的咸阳原就居高临下，北靠群山，南临渭水，遥望终南，地势一平如砥。至于白鹿原则也不用说，南北宽约25公里，东西长约6-9公里，原面海拔600-780米，东南高，西北低，看起来甚为高亢，东侧是蓝武大道，还有扼控蓝武通道之利。

　 排除凤凰嘴：源自对西汉帝陵形制结构和布局的总结

　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研究者对西汉帝陵做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

　西汉帝陵共十一座，除杜陵位于西安东南、霸陵位于西安东北方的白鹿原上以外，其余九座，均位于咸阳原上，从东到西一字排开。而归类整理，则不难发现，西汉帝陵遗址本体大都分为三个部分，即帝后陵园、陵邑、以及陪葬墓区。

　布局则习惯坐东朝西，帝后合葬，同陵异穴，陵园以东门为正门，除霸陵“不治坟”以外，其余帝陵封土均为正方形或长方形覆斗形。

　也因此，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安帝陵传统来说，霸陵所在地应与窦皇后陵相较不远，西汉帝陵实行帝、后“同茔异穴”合葬制，即帝陵、后陵位于同一陵园内，或帝陵陵园、后陵陵园位于同一陵园内。长陵和安陵的帝陵、后陵位于同一陵园内，从阳陵开始，帝陵、后陵设有独立陵园，但二者外围有园墙、壕沟，形成双重陵园制。

　霸陵处于安陵与阳陵之间，暂不讨论其属于前者还是后者，但帝陵、后陵位于同一陵园内应是毫无疑义的。

　但细观曾经认定的凤凰嘴一地，其与窦皇后陵封土相距2100米，比西汉国力最强的武帝茂陵帝后陵墓之间的距离还大。

　再者，帝陵与后陵的营建形制应基本类似，出现一个崖墓一个竖穴土圹墓的可能是很小的（窦皇后陵寝已确认无误，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圹墓。）

　西汉帝陵继承了秦始皇陵园的特点并有所发展，陵园独立化、陵区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营建前有过仔细的规划设计，工程是按照一定的规划设计蓝图施工的。霸陵营建也是如此，若帝陵为崖墓，后陵就不可能为竖穴土圹墓，反之，窦皇后陵为竖穴土圹墓，帝陵的墓葬形制肯定也是竖穴土圹墓。

　因此，霸陵应当也是带4条墓道的“亚”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二致，只是在于是否有封土的区别。

　其次，西汉帝陵一般建于黄土台塬的边部，除帝陵陵园较为高隆外，整个陵园内较为平整，高差不大。若霸陵帝陵位于凤凰嘴，则陵园需依白鹿原东侧陡坡而建，陵园内高低不平，沟壑纵横，高差将超过230米，而且难以建设外藏坑、礼制建筑等设施。这也给凤凰嘴就是霸陵的论证打上了一个问号。

　 确认江村大墓即霸陵的关键证据

　地处西安东郊的江村大墓，在2001年被发现，此前一度被误认为馆陶公主刘嫖（汉文帝与窦皇后嫡女）墓。

　窦皇后陵东临灞河河谷，北为任家坡、江村北侧的东南-西北向自然沟，江村南侧也有一条东南-西北向自然沟，沟南为薄太后南陵。窦皇后陵西南侧东西1400米、南北1100米的范围较为平整，适合设置霸陵陵园，向西则为坡地，地势逐渐变低。另外，汉阳陵邑遗址出土有“孝文东寝”封泥，窦皇后陵位于白鹿原东侧边缘，其寝园称为“孝文东寝”也说明帝陵在西侧之处。

　灞河从窦皇后封土下流过

　最初被“误解”为馆陶公主之墓的“江村大墓”即就位于江村东侧、窦皇后陵西侧。虽然，汉代公主的墓葬皆可类比诸侯王。但以目前考古事实来看，已发现诸侯墓的规模，与江村大墓相比都小了许多。再者，馆陶公主葬于武帝时，其葬制也不可能超越诸侯王。

　“江村大墓”近年来因被盗掘而被发现，2017年开始，对江村大墓及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性发掘，目前发现，该墓室长宽40米，深30米，紧贴墓圹砌有一周砖墙，墙内为枋木垒筑的外椁，外椁与第二周枋木墙之间为宽、高各约2米的外回廊，廊内堆积有大量的木炭，第二周枋木墙一端设门，内为第二道、第三道回廊。

　该墓位置显赫，规模庞大，外藏坑数量繁多，远远超过了诸侯王的等级，而配得上如此规模、设施、墓道特点和位置的，也就只剩下汉文帝霸陵值得怀疑了。霸陵帝陵无封土，是两千年来不争的事实。而江村大墓也确实没有封土，符合史书中霸陵“不起坟”的记载。

　直接让考古学家们认定江村大墓就是霸陵的证据，还是因为在长达5年的考古发掘勘探中，他们找到了大陵园的边界，也就是将窦皇后陵和“江村大墓”包围起来的“以石为界”的最大外陵园。

　根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古资料，西汉帝陵建筑的基本形制要素包括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道路、陪葬墓、祔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园省、园寺吏舍、修陵人居址等部分。

　陵园在陵墓结构中是圈定陵墓、界划陵区的重要标志。西汉帝陵的陵园被称为“园陵”或“园”。据考古勘探资料显示，西汉早期的帝陵，如长陵、安陵采用帝、后同陵园的单重陵垣制；早先，因为大家都默认汉文帝霸陵采用“依山为陵”葬制，葬于凤凰嘴下，因此重心大都放于对凤凰嘴的钻探。

　霸陵在凤凰嘴之说，因何而起，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遗憾的是，经过对凤凰嘴周围山体的检测，考古学家们发现其中并无空洞，因而其山体内部也就不可能存在着一座大型墓葬。

　更叫人觉得奇怪的一点是，熟悉西汉帝陵的人都知道，帝陵除了封土之外，地面还有丰富的陵园建筑。时至今日，建筑虽已不存，无法保留，但陵园内遗存的残砖碎瓦往往随处可见，然后事实却是，凤凰嘴周围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汉瓦遗存。山体内没有空洞，周围又没有陵园建筑遗存，那就基本上可以否定凤凰嘴是霸陵陵址。不过是一处实心土原罢了。

　如今，大陵园垣墙被成功发现的踪迹则为我们揭开霸陵真相一事提供了最直截了当的证据。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西汉时期是我国汉文化的重要形成时期，从某种角度讲，汉文化就是以汉代文化为基础形成的。也正是这种历史交流的核心价值理念组成了我们五千年文化不断裂的事实。

　考古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那些被推翻重建又不断论证的史事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求真”的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与骄傲的存在。

　●感谢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研究员及曹龙、朱晨露等老师对本文提供的学术指导。

诸葛亮一生的功绩有哪些

1.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2.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

3.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4.战略上，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对》对当时形式的分析可谓高瞻远瞩；而且善观大势，始终坚持联吴抗曹，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

不足之处

1.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关羽失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变空，并使蜀国在今后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背动地位。其次是用马谡守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被迫撤军。

2.对于人才的限制。诸葛亮辅政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看上去很令人钦佩，但无意中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经如任免一个县官的小事，诸葛亮也要亲自处理；军中“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结果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青黄不接，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

3.用兵上的失误。“诸葛一生唯谨慎”，用兵谨慎，这是诸葛亮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用兵应以慎为主，以奇为辅。奇正并用，并能建大功。时魏延曾提出自率万人，偷袭潼关，诸葛亮认为此举草率，未同意。后邓艾灭蜀，正是用偷袭之策。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来的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此话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后人特别推崇诸葛亮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将其神化，其情节更是广布人口。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如下：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诸葛亮扶助刘备父子治理蜀国数十年，陈寿《三国志》评价，“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地的百姓也在诸葛亮死后追思景仰，“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1)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2)由刘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刘禅降晋时仍然“百姓布野，余粮栖亩”，“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后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治国功绩给予的评价就更高了，并且由治国功绩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称颂。随之又添人了文学渲染，迷信的色彩，从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从君主官僚、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历代以来真正达到“众口一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观，形成了在中国古今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现象”。 今天我们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就不能仍然沉缅于神话演义的层面，也不能为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无谓地争论，而应用现代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的方法来科学解读，总结、阐释这一人类文化的杰出遗产本文拟通过对建构“诸葛亮文化现象”基础的治国思想的分析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其作一不揣浅随的探索。 三国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4)。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形成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益瓦解，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地位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纷起，这一切都使东汉社会处．在沉重的危机之中。由于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社会思想从稳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原来被两汉统治者罢黜的百家都得以复兴，被独宗的儒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发展。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人类文明的精髓。 一、明罚信赏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诸葛亮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法治思想贯彻于其治国思想的每一方面。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与先秦申韩的任法思想和西汉奠其端、隋唐达极盛、历代延用的后来构成世界一大法系的中华法系的儒教下的“德立刑辅”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适应于社会转型期的富国强民、有利于社会总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贺麟教授曾将诸葛亮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并称为人类法治三类型，称是“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虽然他这种区分未必科学，对所谓“道德”的含义也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他指出诸葛亮的法治“有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平开明”的特点，有其独有的内涵，则是准确的。(5)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试从以下分析其内容：(6) (一)将人类社会中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秩序稳定的一般价值原则“严、公、明、廉、信、忠”等范畴、原则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偶于其中，贯彻于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运行过程之中，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这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威畏而爱之”的根本原因。这一强调价值基础的法治模式自然与申韩式的法治截然有别。申不害、韩非子虽然也强调“有法必依、信赏明罚”，但却存在忽视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构建，“重法不人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虽然“德主刑辅”，但其“德”是建立在“礼”也即宗法伦理之上的价值，公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会阶层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滞法律的实现。(7) (二)主张“明法”，反对“滥刑”，刑罚讲求人道主义。诸葛亮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8)，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9)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在刘备集团据有蜀地之后，为了让蜀地尽快得到治理，诸葛亮立即厉行法治，他亲自组织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汉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时他：还相继制定了《法检》、《科令》、《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规，作到上下“皆有条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10)，俾使法制完备。 同时诸葛亮重视实法治的具体落实“决狱”，他说“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11)。强调决狱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坏的。在刑罚中讲求人道，纵观诸葛亮用法，虽“竣急”而不残酷，对李平、廖立等人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刑事政策灵活，强调“教化在先”。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之所以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恩共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在这里诸葛亮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而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在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另外诸葛亮还强调将厉行法治与加强教育相辅而行，使法真正实现“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12) 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3)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象诸葛亮励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同上文)解释法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和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采。 二、求道养德的知行合一哲学观 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哲学家，但却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他治国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与其“求道养德”的知行哲学观分不开的。诸葛亮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文献，但从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学思想的线索。 (一)“循名求实”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认识论。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在“广学精择”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并作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4)人只有广泛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规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规律就要耳听、目视、博学，广泛吸取别人的意见，前人的经验，“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15)正因为“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17)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使心与物接，才能达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确处理政事“觉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虑远。 (二)“修身养德”的知行合一实践观.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才。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o”在这里诸葛亮将其认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要“行”也即实践，就须“明志”，要“明志”，首先就要在主体环节“澹泊”，“静”，就是不要在外物到来接触之前就急躁妄动，而应在“静”观中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俭”，用节俭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静”而又“俭”，才澹泊于世俗名利，正确立志“明志”，才能“致远”，也就是担当天下大任，实现远大的报负。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静因之道”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静”、“道”等哲学范畴中融入了“德”这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维贤维德，可以服人”，“善积者昌，恶积者丧”(18)。因此诸葛亮强调人要志存高远，强毅”，“意气慷慨”，从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忧“淹留”，不患“不济”(19)，才能制胜于天下。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造的信念，为其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通达权变的谋略思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豪杰并起”，谋略家也纷纷涌现，谋略权术思想的发展也极一时之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在这些群星中最为璀璨的则非诸葛亮莫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之所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谋略思想。他对先秦诸子及游士策士的思想广泛学习，结合实践斗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体系这里限于篇幅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三分天下”的远见卓识 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曹操已统一北方，傲视群雄，想尽快一统天下，孙权据有江东、三代经营，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虽然势力不大，却也各有地盘，唯有他“智术短浅，遂用猖獗”(20)，身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预测能力，在《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学论断，并为刘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壮大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1)消灭较为弱小的刘璋，刘表势力，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2)此后，对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后方；(3)联合孙权，孤立曹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战机，从宛洛和秦川分兵两路，采取钳形攻势，北伐灭曹，收复中原，最终统一天下。终诸葛亮一生，都是按照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深谋远虑确实无与伦比。 (二)以弱图强的赤壁决战 赤壁战前，曹操已占去刘表大半地盘，刘备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诸葛亮以其过人的胆识，去柴桑拜见孙权，说服孙权与曹操决战。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渚葛亮充分运用其谋略，一方面欲擒故纵，在气势上降服了孙权，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阐清战而必胜的原因。赤壁之战决胜在于周瑜，可是最大的赢家却是诸葛亮，战后，刘备的势力不仅占据了荆州，又据有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兵力大为增强。 四、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纵观三国各路诸候，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遇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详见:

style="font-size: 18px;font-weight: bold;border-left: 4px solid #a10d00;margin: 10px 0px 15px 0px;padding: 10px 0 10px 20px;background: #f1dada;">求对诸葛亮的评价

1.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2.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

3.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4.战略上，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对》对当时形式的分析可谓高瞻远瞩；而且善观大势，始终坚持联吴抗曹，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

不足之处

1.用人上的失误。首先是让关羽镇守荆州，关羽性格高傲，刚而自矜，有勇无谋。关羽失荆州，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两路出兵北伐的设想变空，并使蜀国在今后的战争中始终处于背动地位。其次是用马谡守街亭，马谡自幼熟读兵法，好论军计，甚为诸葛亮所器重。但刘备觉得马谡言过其实，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诸葛亮却不以为然，还经常同他谈论兵法，有时通宵达旦。丧失街亭，使诸葛亮的主力侧翼受威胁，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被迫撤军。

2.对于人才的限制。诸葛亮辅政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这看上去很令人钦佩，但无意中却限制了人才的发展。经如任免一个县官的小事，诸葛亮也要亲自处理；军中“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结果诸葛亮死后，蜀国人才青黄不接，造成“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

3.用兵上的失误。“诸葛一生唯谨慎”，用兵谨慎，这是诸葛亮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用兵应以慎为主，以奇为辅。奇正并用，并能建大功。时魏延曾提出自率万人，偷袭潼关，诸葛亮认为此举草率，未同意。后邓艾灭蜀，正是用偷袭之策。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来的信中说：“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晋书·宣帝纪》)。此话虽有夸大，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后人特别推崇诸葛亮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将其视为智慧化身。小说《三国演义》更是将其神化，其情节更是广布人口。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其评价如下：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诸葛亮扶助刘备父子治理蜀国数十年，陈寿《三国志》评价，“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蜀地的百姓也在诸葛亮死后追思景仰，“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1)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之下，“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2)由刘璋父子治下的“肌膏草野”，到刘禅降晋时仍然“百姓布野，余粮栖亩”，“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3)后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治国功绩给予的评价就更高了，并且由治国功绩上升到完善人格的称颂。随之又添人了文学渲染，迷信的色彩，从其人到其事都被神化了。从君主官僚、文人学士，到普通百姓，历代以来真正达到“众口一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奇观，形成了在中国古今社会所独有的文化现象——“诸葛亮现象”。 今天我们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就不能仍然沉缅于神话演义的层面，也不能为诸葛亮究竟是儒家、道家抑或法家而无谓地争论，而应用现代历史学、文化人类学、行为科学、政治法律哲学的方法来科学解读，总结、阐释这一人类文化的杰出遗产本文拟通过对建构“诸葛亮文化现象”基础的治国思想的分析并联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对其作一不揣浅随的探索。 三国时期与春秋战国相似，社会处于文化转型期。(4)。地方豪强大量兼并土地，形成恶性膨胀的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日益瓦解，两汉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学地位开始动摇。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纷起，这一切都使东汉社会处．在沉重的危机之中。由于社会动荡、群雄并争，社会思想从稳定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原来被两汉统治者罢黜的百家都得以复兴，被独宗的儒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发展。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就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人类文明的精髓。 一、明罚信赏的法治精神 法治在诸葛亮治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法治思想贯彻于其治国思想的每一方面。诸葛亮法治思想的内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法治思想与先秦申韩的任法思想和西汉奠其端、隋唐达极盛、历代延用的后来构成世界一大法系的中华法系的儒教下的“德立刑辅”思想截然不同他的法治的核心不是儒家以礼为中心的有等差的道德，而是适应于社会转型期的富国强民、有利于社会总体发展的价值原则是“昭平明之治”的法治。贺麟教授曾将诸葛亮的法治与申韩式的法治、近代西方民主式的法治并称为人类法治三类型，称是“诸葛亮式的法治或基于道德的法治”，虽然他这种区分未必科学，对所谓“道德”的含义也没有作详细的分析，但他指出诸葛亮的法治“有信赏罚，严纪律，去偏私，公平开明”的特点，有其独有的内涵，则是准确的。(5)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试从以下分析其内容：(6) (一)将人类社会中有利于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秩序稳定的一般价值原则“严、公、明、廉、信、忠”等范畴、原则置于法律规范之上，偶于其中，贯彻于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运行过程之中，使法发挥了最大的社会效用。这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是他治蜀得以成功的关键，也是“威畏而爱之”的根本原因。这一强调价值基础的法治模式自然与申韩式的法治截然有别。申不害、韩非子虽然也强调“有法必依、信赏明罚”，但却存在忽视法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构建，“重法不人重人”，“独制天下而无所制”的弊病，必然走向秦始皇式的暴政。而儒家的法制虽然“德主刑辅”，但其“德”是建立在“礼”也即宗法伦理之上的价值，公然强调“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使法在特定社会阶层面前失去了效用，必然阻滞法律的实现。(7) (二)主张“明法”，反对“滥刑”，刑罚讲求人道主义。诸葛亮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8)，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9)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在刘备集团据有蜀地之后，为了让蜀地尽快得到治理，诸葛亮立即厉行法治，他亲自组织了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制定了蜀汉的重要法典《蜀科》，同时他：还相继制定了《法检》、《科令》、《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规，作到上下“皆有条章”，“教令为先，诛罚为后”“(10)，俾使法制完备。 同时诸葛亮重视实法治的具体落实“决狱”，他说“忠直可使理狱，廉平可使赏罚”(11)。强调决狱行刑要慎重，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掉坏的。在刑罚中讲求人道，纵观诸葛亮用法，虽“竣急”而不残酷，对李平、廖立等人的处理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刑事政策灵活，强调“教化在先”。在有名的《答法正书》中诸葛亮阐述了建立蜀汉之后之所以厉行法治而且是严法”的道理，“君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荣；荣恩共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在这里诸葛亮一方面强调依法而治的重要?又指出法律要因时而制，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他比较了蜀汉与西汉初年的区别，认为汉初因为秦王朝有法无道”,“政苛民怨，急需缓刑息民，因此汉高祖“弘济”，废除了秦朝残暴的法律，只“约法三章”，却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了政权。而蜀汉由于此前刘璋父子统治时，昏庸懦弱，法纪不明，地方势力专权放任，致使一片混乱。在此时就必须制定严法，以打击豪强，制裁放纵。另外诸葛亮还强调将厉行法治与加强教育相辅而行，使法真正实现“赏以兴功，罚以禁奸”的目的。因此他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12) 晋人习凿齿在评价诸葛亮的法治时说：“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怨，天下有不服者乎!渚葛亮于是可谓能用法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13)这种赞许并不过分，事实上在三国以后的中国其他王朝也再未出现过象诸葛亮励行法治所得到的治国效果。 诸葛亮的法治思想虽然充满了创造的智慧，但却并非无源之水。从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渊源上看，他主要吸收了《管子》法、礼合一的法律思想。《管子·心术》上解释礼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论义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同孔子讲的“礼”是有区别的。(同上文)解释法说：“法者，所以国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谬禁诛以一之也。”就是说法是人们共同遵守而带有强制性的规范。同时对礼与法都作了肯定，强调礼的社会价值内涵和法和统一规范性。诸葛亮就是对《管子》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从礼的义、理、宜的价值中派生出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与法结合起采。 二、求道养德的知行合一哲学观 诸葛亮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哲学家，但却并不是说他没有哲学思想，他治国之所以取得突出成就是与其“求道养德”的知行哲学观分不开的。诸葛亮没有留下专门的哲学文献，但从其文集中依然可以理出其哲学思想的线索。 (一)“循名求实”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辩证认识论。诸葛亮的哲学思想是在“广学精择”先秦诸子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他吸收了墨子、管子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并作辩证的发展。他认为“圣人则天，贤者法地，智者则古”，(14)人只有广泛认识自然、社会、历史的规律，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而要认识这些规律就要耳听、目视、博学，广泛吸取别人的意见，前人的经验，“视听之政，谓视微形，听细声。形微而不见，声细而不闻。故明君视微之几，听细之大，以内和外，以外和内。故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15)正因为“目为心视，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16)所以“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17)通过感官与外物接触，使心与物接，才能达到“智”、“神”的境界。要正确处理政事“觉悟其意”就要做到不疑不惑，思近虑远。 (二)“修身养德”的知行合一实践观.诸葛亮在有名的《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才。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o”在这里诸葛亮将其认识论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要“行”也即实践，就须“明志”，要“明志”，首先就要在主体环节“澹泊”，“静”，就是不要在外物到来接触之前就急躁妄动，而应在“静”观中修养自己的身心。同时要“俭”，用节俭来培养自己的道德操守，只有这样“静”而又“俭”，才澹泊于世俗名利，正确立志“明志”，才能“致远”，也就是担当天下大任，实现远大的报负。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诸葛亮受《管子》四篇中“静因之道”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他在“静”、“道”等哲学范畴中融入了“德”这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哲学范畴，“维贤维德，可以服人”，“善积者昌，恶积者丧”(18)。因此诸葛亮强调人要志存高远，强毅”，“意气慷慨”，从而“忍屈伸”，“除嫌吝”，才能不忧“淹留”，不患“不济”(19)，才能制胜于天下。这种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造的信念，为其以后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通达权变的谋略思想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豪杰并起”，谋略家也纷纷涌现，谋略权术思想的发展也极一时之盛，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在这些群星中最为璀璨的则非诸葛亮莫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诸葛亮之所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其谋略思想。他对先秦诸子及游士策士的思想广泛学习，结合实践斗争，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体系这里限于篇幅仅从两个方面作一简要分析： (一)“三分天下”的远见卓识 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曹操已统一北方，傲视群雄，想尽快一统天下，孙权据有江东、三代经营，已有雄厚的政治基础刘表、刘璋、张鲁、马超等虽然势力不大，却也各有地盘，唯有他“智术短浅，遂用猖獗”(20)，身无立锥之地，依然寄人篱下。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诸葛亮以其超人的预测能力，在《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各割据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后，提出了“三分天下”的科学论断，并为刘备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壮大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策略。(1)消灭较为弱小的刘璋，刘表势力，占据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2)此后，对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改善同西北、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稳定后方；(3)联合孙权，孤立曹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4)捕捉战机，从宛洛和秦川分兵两路，采取钳形攻势，北伐灭曹，收复中原，最终统一天下。终诸葛亮一生，都是按照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去执行的，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深谋远虑确实无与伦比。 (二)以弱图强的赤壁决战 赤壁战前，曹操已占去刘表大半地盘，刘备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诸葛亮以其过人的胆识，去柴桑拜见孙权，说服孙权与曹操决战。在说服孙权的过程中渚葛亮充分运用其谋略，一方面欲擒故纵，在气势上降服了孙权，一方面又客观地分析了双方力量对比，阐清战而必胜的原因。赤壁之战决胜在于周瑜，可是最大的赢家却是诸葛亮，战后，刘备的势力不仅占据了荆州，又据有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兵力大为增强。 四、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纵观三国各路诸候，政治、军事、外交常常结合在一起，任何一项成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离不开外交策略的配合。诸葛亮非常熟悉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等人的外交谋略，并将这些前人的智慧灵活应用于自己的外交实践。在诸葛亮的治国思想中“联吴抗曹”的外交政策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后来虽然屡遇挫折，但他一生都在坚定地执行，为他治蜀，伐魏创造了条件。赤壁之战以后，孙刘联盟大为巩固，刘备集团“借得荆州”，取得益州、汉中、力量........................................................................

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