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银行实时金价走势_长沙银行黄金价格

1.贝祖诒的社会事件

2.银子什么时候取代铜钱成为货币单位

3.长沙银行e钱庄怎么更新身份证

4.中国黄金的发展历史？

贝祖诒的社会事件

旧上海黄金风潮案

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

抛售黄金无济于事

黄金买卖由中央银行负责办理相关事宜。所谓“买卖”，主要还是大量低价抛售为主，中央银行间或有买进黄金，但数量极少，而且都是矿金，做做样子而已。实际上只有“卖”，没有“买”，因而在一般市民眼里，买卖就是抛售。

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10时，由中央银行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的金号、银楼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央行业务局配给。上午由央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的黄金的价款缴库。

第二种是暗售。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遂由央行根据市场波动情形，暗地将黄金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说是为了便于控制，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

黄金买卖的中心，自然是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具体由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他们经领和分发所有中央银行配发的黄金。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还比较小。全权负责的宋子文，对黄金买卖的动向十分关注，要求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林凤苞、杨仁安等人，每天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财政部长俞鸿钧则被架空在一边，无权过问此事。

然而，局势正慢慢变得失控，所谓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共内战的演进，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军费开支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一天几波，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每根金条上海最高为734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中航的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最高的一天，曾抛售黄金10万两，但也无济于事。

停售黄金引来抢购风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报上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

而此时，金融市场也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市民一觉醒来，往往发现原先够吃一天三顿饭的伙食费，这时候已经只能吃两顿饭了，晚饭需要勒紧裤带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停止抛售黄金。他叮嘱宋子文说：“今日所应急切图之者，尤莫重于改变经济政策。”宋子文还想变更外汇汇率和继续抛售黄金，被一口拒绝。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且组成了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和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是，停售黄金，却引来了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不堪。

由于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有的人则把矛头直指宋子文，想乘机把他赶下台。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浇油。不同的动机，汇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内部异常激烈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

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的情况；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

“金牛党”狼狈为奸营私舞弊

这三条线，关键还是监察院的那几个老家伙，许多人还指望他们扳倒宋子文呢。

监察院院长是民国元老于右任。他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之风，给世人一个交代。他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四监委深受鼓舞，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四监委查获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利用公会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库存情况，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

这是因为，抛售虽说面向公众，其实仍是暗箱操作。黄金的抛售都归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负责，再由同丰余号分配给有关系的金号、银楼，他们利用“火耗”等名目，从中大肆克扣，中饱私囊。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甚至中央银行以所存400两一块金砖，熔化为市面通行的10两一根金条，也不经过当时的中央造币厂，而直接交詹莲生分配给有关金号、银楼代熔，每条付给三分火耗。”

其实，詹莲生所获得经营暴利，何止火耗一项，当时查案的监委就收到举报，说詹“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10万条以上”。

监委们曾询问詹莲生：“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

詹莲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接着又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嬉皮塌脸，有恃无恐。

显然，詹莲生是上海黄金商人和央行之间的纽带，而且神通广大。因为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而其他几家代理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也要靠他来分配。

说穿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祖诒同为苏州人，与贝家有亲戚关系。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已经狼狈为奸，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了一票。林凤苞、林仁安则一直是贝祖诒的亲信，原先也在中国银行任职。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的正副局长。

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宋子文的推托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可笑的是，同丰余竟是一家没有向政府备过案的黑店，这下监委们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们向上海市社会局质问道：“何以同丰余没有批准立案，而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

社会局负责人苦笑着回答说：“贝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

监委们询问林凤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词：“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

再去盘问贝祖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气。

四监委又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的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

四监委只得从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后还是利用了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获悉了中央银行已经将全部库存900万两几乎售罄的内幕。

据孔说，他卸任财政部长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有900多万两黄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了。监委们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黄金约70万两，共计12个月，约为850万两左右，孔祥熙的说法是靠得住的。

不过，央行抛售黄金没有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有宋子文、贝祖诒说了算，“ok”了事。同丰余连一本进出的账目都没有。也就是说，监委们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这使查案阻力重重，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线索也就到此为止了。

世人都明白，这几人的顶头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还有，怎么办？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几天在上海办事，监委们听说后，请示于右任，于答：“继续查。”于是监委们赶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里。

监委们得到的情报是，出售黄金经过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风潮的停售黄金令，却没有经过政府的讨论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个人的决定。于是监委们诘问这是怎么回事？

宋子文一脸不屑，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急迫，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否则，会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他又说：“我能力有限，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监委们只好倚老卖老，硬着头皮打电报给，询问停售黄金是否确奉主席的命令？

国民党败象毕现无遗

何汉文等人，一面探听的真实意思，一面先造声势。他们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立法院开会时，还把宋子文、贝祖诒请来质询，弄得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两人提出质询攻击。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监委、立委们知道，接下来，关键要看的态度如何了。但他们的电报发出后，却迟迟不见的批复。

监委们想见，哪里有合宜的时机。有老于此道的人出主意，让他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一下，看看有无批复。果然，那里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说：“批示有的，不大好复电，你们看看吧。”

四监委拿过文件，原来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四监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没有回音。看的意思，显然也没有办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确，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对中央银行是十分重视的。这是他的总账房，不许别人为所欲为。由于宋子文乱花了他的家当，他就断然把宋赶走了。”

不过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为他在办事，试想，不是宋子文殚精竭虑，他打内战的巨额经费，又从何而来？真要追究的话，自己是点过头的，对于这一事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何况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但他又对宋子文、贝祖诒在不知不觉中花掉大量外汇和黄金，恼怒不已。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个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公权接任。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一职由兼代，不久改由张群接任。两张都是政学系的风云人物，这番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政学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在美金、大黄鱼的打点之下，三人后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风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国民党政府的败象已经毕现无遗。此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整个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开始呈现崩溃景象。

银子什么时候取代铜钱成为货币单位

银子在明朝才取代铜钱，成为本位币！

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实施，使银子成为本位币！

银本位制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两种类型。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19世纪20年代后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只有墨西哥、日本、印度等还保留银本位制。

银本位是一种金融货币制度，它是以某一固定重量的银币或银块作为经济单位标准的。欧洲从拜占庭帝国灭亡（15世纪中叶）开始直至19世纪，都是使用银本位制度。16世纪在南美洲西班牙殖民地（今玻利维亚）发现波托西银矿，西班牙大量铸造银币，称为比索（Peso），因为一比索等于八个皇冠币的价值，又称八片币（Pieces of eight）。自此银币成为这四百年间国际贸易通用的货币。

中国自汉代开始制造不少银器和银锭，但作为流通货币是由唐朝开始，在元朝时流行元宝，明朝时因为和西班牙、葡萄牙贸易，银币大量流通，亦使中国成为使用银本位的国家。

1704年开始，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及同时期的西班牙殖民地亦开始铸造及使用金币。1717年，当时任职英国皇家铸币局总监的艾萨克·牛顿制定金、银和当时英国钱币（mint）的兑换比率，令英国实际上以黄金作为货币标准。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开始铸造金币并于1821年并正式确定使用金本位。

长沙银行e钱庄怎么更新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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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金的发展历史？

从五千年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黄金贫乏的国家。虽然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黄金在我国历史上也是财富的计量单位和拥有财富象征，黄金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事实上由于中国黄金总量上的缺乏，使得黄金很难成为财富流通中介的主角。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承担流通货币功能主角的是白银。中国“贫金”的现实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而产生“中国贫金”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原因：

（1）历史原因：

据考古发现，在汉代以前中国社会商品流通领域中并不缺乏黄金，整个社会中黄金流通总量也并不缺乏，这可以从汉代以前的墓葬考古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饰物可见一斑，从各种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当时黄金的重要地位。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皇帝对有功的大臣战将等往往就动辄赏赐几百斤的黄金。

但在汉朝以后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总量就突然减少了，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总量的突然减少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还需要中国考古学界来继续研究破解这个谜团。其中有一个说法，从汉代以后，中国朝代更替频繁，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各种战争一直绵延不断，而当时的黄金事实上是储备在中国社会的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恰恰是各种战争与农民革命的掠夺对象，为了保存这些财富，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必然要藏匿类似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社会动荡各种绵延不断的战争过程中这些王公贵族和地主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被革命浪潮所消灭，这些被藏匿的黄金财富就成了无主的、消失了的财富。由于从汉朝以来，各种战争革命频繁爆发延续了几百年时间，大量的诸如黄金这样的高价值财富就被埋在了华夏大地的各个角落中，“一人藏匿百人难寻”，大量黄金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消失了的财富。也许这真是中国“贫金”的一个历史解释。

（2）近现代的战乱因素：

除了上面的历史疑案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事件，进一步造成了中国大陆上贫金的现实。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近100年的鸦片贸易巧取和武装抢夺与盘剥，大量的白银和黄金被当作鸦片货款和战争赔款流出中国，进一步造成了中国黄金与白银等贵金属硬通货的严重匮乏。自此以后中国境内的连年内战和日本侵略中国，更是造成了我国黄金与白银的大量外流，一部分黄金与白银用作了军械物资的购买，另一部分被大量达官显贵外逃携带出国。至今中国民间依然有这样的国际黄金疑案未了结。

（3）国民党内战时期的“金圆券”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炮制的“金圆券”事件就是另一个有代表性的黄金外流事件。国民党政府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就大量发行法币，法币猛增，物价随之飞涨。为了挽救经济崩溃，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其中国民党政府颁发的《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每元含黄金0.22217克，发行额以20亿为限。按1金圆券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同时规定黄金1两等于金圆券200元。白银1两等于金圆券3元。美元1元等于金圆券4元。

当时国民党政府使用高压和诱骗等手段强制推行这个法令，命令国统区的人民必须在1948年9月30日前将所持黄金和白银全部兑换成金圆券，过期不交者，一律强制没收。不到两个月，就从人民手中榨取金银外币总值达2亿美元。

1948年10月初，由上海开始的抢购风潮波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物价更进一步飞涨。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取消限价政策。12日又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法令，规定1金圆券的含金量减为0.044434克。公开宣布金圆券贬价4/5，撤销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之后金圆券无限量发行，至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额为六十七万多亿元，金圆券也像法币一样成为废纸。

这些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以及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历年的黄金、白银储备等，在1949年由军舰押送至台湾。1949年1月10日，大公子拿出一封的“手谕”，上面明令俞鸿钧尽快将全部库存的黄金、白银和美钞运往台湾。当时，国民党经过所谓的“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行将民间的几乎所有黄金和美元收归国库。关于这笔款的数目，说法不一。国民党的文人陈孝威说是“黄金50万两”；也有的说是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余两，银元3000万元；而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说南京失守时，“国库尚有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元1500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总之，在当时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在的直接指挥下，这笔巨额财富用海军军舰全部抢运到台湾。

（4）当代中国仍然“黄金匮乏”

1949年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几乎“无金”的中国大陆上开始经济建设和金融体系建设。中国政府只能从新生产黄金中获得增加，而没有历史存留的积累。在1949年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黄金问题上一直是严格管制阶段，黄金开采企业必须将所生产出来的黄金交售给中国人民银行，而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将黄金配售给用金单位。那时新生产出来的黄金主要用于我国紧急国际支付和国家储备。到1982年社会大众才重新开始有权力拥有黄金，拥有黄金的渠道还只是通过商场可以购买到黄金首饰而已。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当前的“黄金匮乏”的历史原因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和地域大国里，从1949年到1982年我们国家整个社会存在一个“黄金断层”，这个“黄金断层”持续时间长达30年，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与黄金无缘，只是很朴素的知道黄金很值钱，黄金很贵重，但无法接触到黄金，缺乏对黄金的各种知识的了解与认识，对于黄金的重要作用和金融功能了解甚少。这个黄金断层实际上导致了整个社会对黄金的普遍性无知和漠视。

（5）中国央行黄金储备

截止2005年12月底，中国中央银行公布的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折合约为600吨。（实际情况可能要超过1000吨以上）

按150元/克的市场价格计算，600吨黄金的价值约为900亿人民币。按580美元/盎司的价格计算，1929万盎司黄金价值约111.88亿美元。截止2005年12月，中国的外汇储备约8000亿美元，黄金储备约占外汇储备1.3%左右

（6）中国黄金生产状况与矿藏储备

2003年我国的黄金产量名列世界第三，黄金年产量约180吨，折合到当时的黄金价格约为200亿人民币，而且最近6年来的产量波动不大。

以2004年1-5月份的我国黄金生产情况来分析，全国5月份生产黄金（成品金）16.837吨。1-5月累计完成79.065吨。与去年同期相比，黄金产量增加7.341吨，同比增长10.24%。2004年1-5月，黄金矿山企业矿产金(成品金+含量金)累计完成64.263吨，比去年同期增长10.80%；冶炼企业(有色、黄金冶炼企业)累计完成成品金32.680吨，比去年同期增长9.22%。

2004年我国黄金产量达到212.348吨，与上年同比增长5.86%。产金量较大的省有山东、河南、福建、陕西、辽宁、河北等省，山东仍为我国最大产金省，全年产金64.509吨，占全国产量的30.38%。

2005年，中国黄金行业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良好。中国黄金协会的《全国黄金统计月报》显示，2005年全国黄金产量达224.050吨，中国黄金产业的“十五”规划，要求在2006年达到约240吨的黄金年产量，可见，我国要迅速大幅提高黄金产量的空间已经不大。

中国国内的黄金探明储量为4000至5000吨，约占世界探明储量的10%，以现有开采速度还可维持22至28年。

（7）民间储金量较低黄金投资意识匮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黄金产业一直实行严格管制，黄金生产企业须将开采和冶炼的黄金，全部售给中国人民银行，再由中国人民银行经过审批环节配售给各用金单位。

1982年，在国内恢复出售黄金饰品，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熊猫金币为标志，中国开放金银市场迈出第一步，1999年11月，中国放开白银市场，封闭了半个世纪的白银自由交易开禁，上海华通有色金属现货中心批发市场成为我国唯一的白银现货交易市场。白银的放开视为黄金市场开放的“预演”。2001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取消黄金“统购统配”的计划管理体制，在上海组建黄金交易所。同年6月，中央银行启动黄金价格周报价制度，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兑国内金价进行调整。随后足金饰品、金精矿、金块矿和金银产品价格全部放开。

2002年10月30日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为标志,中国黄金市场走向全面开放，黄金投资逐步走进社会大众，黄金投资在中国迎来了全新开端。

目前，中国国内的黄金总存量约为4000-5000吨。这包括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和民间大众拥有的黄金制品。

中国国内的黄金需求一直是以首饰性消费需求为主，每年中国市场销售的黄金绝大部分都成为了黄金饰品，工业、医疗、科研等行业占消费需求的比重较小,而黄金的金融投资需求目前还只是刚刚起步，所占的比重更是小的可怜。中国民众对黄金的理解和认识更多停留在首饰品的认识上，对黄金的金融投资功能知之甚少，黄金金融投资的参与度极低。

是种种历史原因和金融体制的原因，造成中国大陆人均黄金制品只有3.5克左右的现状。目前，中国大陆人均黄金年消费量只有0.2克，消费数量集中在黄金饰品上，与港、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水平差距悬殊(阿联酋人均年消费黄金最多，达30克)，离印度人均约1克的水平也有很大距离。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的黄金消费将从以往每年200吨左右增加到400吨至500吨，这对国际黄金市场的价格将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综观中国国内现状，国家缺乏长远的黄金储备规划，普通民众对黄金的投资意识、保值增值应对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功能远未了解。但目前国内大众投资黄金的意识正在被唤醒，从投资需求来看，中国黄金市场在彻底开放之后，将令世界再度吃惊，中国民众在黄金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能力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