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回退是什么意思-风险重置拖累金价格

1.国内金融风险需要重点防控吗?

2.A股市场经历连续下跌经济增长有望经历一轮反弹

3.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什么危害

国内金融风险需要重点防控吗?

据报道，日前有经济学家表示，尽管驶出长期低迷的速度不算快，但按照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看，作为外部环境的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而中国国内金融风险须重点防控。

报道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位列今后3年重点要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首。其中，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

在新年伊始之际，居安思危预判风险，方能心中有数，有备无患，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妨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有矛盾有风险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矛盾和排除风险的决心和办法，不能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

中央对地方债务、家庭债务等可能拖累宏观经济增长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危机的风险点是有充分考虑和准备的，造成“崩溃论”破产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自身经济基础的稳健与厚实。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外部的成本压力也罢，经贸摩擦也罢，知识产权纷争也罢，都无法动摇中国经济的根本。

希望中国经济可以保持稳定的增速！

A股市场经历连续下跌经济增长有望经历一轮反弹

国庆节前一周，A股市场经历连续下跌。自今年年初至今，上证指数累计跌幅已经超过15%。

在疫情冲击持续、地缘风险仍在、房地产债务风险依然高筑的背景下，叠加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中国经济复苏的节奏似乎充满不确定性。不过，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增长反弹可能即将到来。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彭文生对第一财经表示，展望未来6到12个月，中国经济增长有望经历一轮反弹。同时他认为，不能低估未来政策宽松的力度和持续时间，金融资产估值会因此得到支撑。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如果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政策力度就需要增加，宽松的货币条件会对金融资产估值形成支撑；如果政策有效，经济增长反弹带来企业盈利增加，也会支撑金融资产的价格。”彭文生说。

“非典型供给冲击”

第一财经：当前通胀、衰退仍是全球各国最关注的经济问题。对中国而言，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彭文生：从全球经济来讲，滞胀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每个国家的体现不一样，美国是“胀”多一点，中国是经济增长压力多一点。

过去两年多，疫情、地缘风险、高温干旱等对经济造成非典型冲击，而这三个方面的共性在于带来的都是供给冲击。

对经济和市场而言，供给侧的非典型冲击，首要的影响是带来经济下行压力。如果没有政策支持需求，供给冲击会带来更大的需求下行压力；如果有政策支持需求，供给下降意味着通胀会起来，政策不得不紧缩，增长最终还是要下来。

比如，疫情导致停工停产，交通物流受到影响；俄乌冲突最大的影响是使得能源供给受限；高温干旱拖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这些供给冲击造成经济中的一部分生产受到影响，给GDP带来直接的负面拖累，导致收入下降。供给冲击带来的收入下降，通过部门之间的联系放大，带来更大的需求下行压力。

当需求下行压力超过源头的供给冲击，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当前形势下提振中国增长动能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

第二是供给弹性下降。在非典型的冲击之下，物理隔离、俄乌冲突、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会超出市场机制的调节能力，即使价格上升，供给增加的速度比通常的经济周期波动要慢。由于量没法及时响应价格信号，价格短期单边运行的动能很强，中期波幅加大。

而且，非经济因素或者说供给冲击不仅影响总量，更根本的是影响结构，不是所有的行业、地区、人群都受到同样的冲击，而是一部分人受到的影响比另外一部分人要大。随着冲击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承受的压力可能会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公共政策需要有所反应。

当前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正是在疫情的同时，又赶上金融周期的下行调整，债务违约、风险暴露、房地产投资下行拖累实体经济。

第一财经：你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外溢风险，以及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的进一步影响？

彭文生：首先从房地产债务风险来看，参考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美国私人部门存量债务的还本付息对新增贷款的比例一度大幅上升，存量债务还本付息从与新增贷款规模相当，大幅增加到新增贷款的三倍。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比例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资金大幅从实体流回银行体系的现象。

与此同时，房地产领域的相关债务出现了明显紧缩。在2017年金融周期顶部的时候，新增贷款里面有45%是房地产相关的开发贷和按揭贷款，此后一直下行，到今年二季度这个比例只有10%，这是一个典型的金融周期下半场的房地产债务紧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期我们的基建、制造、绿色、普惠贷款大幅扩张。过去两年，这几项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从2019年疫情前的百分之三十几上升到现在的60%。这个趋势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的作用。中国在金融周期下行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中间，避免了信贷塌方和系统性的债务危机，是制造业、普惠、基建、绿色贷款等政策性金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所以，房地产对经济下行有重要影响，但不是主要问题。房地产投资虽然下滑，但没有像典型的金融周期下半场那样，通过债务问题外溢到整个经济。更重要的是，虽然房地产对经济有所拖累，但财政也在发力支撑总需求。

我们把预算内财政、政府性基金等放在一起看今年的广义财政，按照现在的政策力度，今年会有3个百分点的扩张。按照以往的经验，3个百分点的广义财政扩张，有望带来3%的GDP增长。但需要注意，目前来看，传统财政工具拉动需求的乘数效应下降了。

“非典型经济复苏”

第一财经：无论是供给弹性的下降，还是宏观政策乘数效应的下降，都使得政策支持的效果受到影响。你近日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有望经历一轮反弹”，那么这一轮反弹，将从何而来？

彭文生：财政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确实在下降，这在2020年疫情冲击中和今年二季度体现得非常明显。以今年二季度为例，仅仅是出口和基建两个外生力量加在一起，对GDP的拉动就有0.5个百分点，而整个GDP的增长只有0.4个百分点。

为什么财政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这么低？这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非典型冲击”，会通过供给到需求、产业链上下游联系、信心三个放大机制，共同导致乘数效应降低。

所以，从目前的形势看，房地产虽然是拖累，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财政对冲的力度其实是比较大的。主要矛盾，在于拉动效应低。

而宏观政策拉动实体经济的效率越低，稳增长所需要的力度越大。未来6到12个月，经济将有望经历一个增长反弹的过程，背后是政策的支持。未来经济增长反弹的高度与持续性，则取决于政策发力的形式与传导渠道。

在“非典型冲击”下，迎来的也将是疫情影响下的“非典型经济复苏”。一个“非典型”体现为传统宏观政策的效率降低，促进复苏需要更大的政策力度；第二个“非典型”体现为波动非同寻常的大，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金融市场上。

第一财经：我们目前有哪些政策选项？

彭文生：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有三个选项可以用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第一个选项是继续推动防控措施优化。由于疫情是本轮非典型冲击的源头，这方面能得到持续优化的话，有助于畅通产业链、降低预期的不确定性、修复信心，既促进需求又促进供给，对经济复苏的促进效果是最强的。

第二个选项是财政直达消费，比如给受影响的人群、低收入人群直接发放补助。这个政策拉动需求，但不改善供给，力度过大容易导致通胀上升。鉴于它拉动消费需求的效率比较高，对当前这个时间点来讲是有效的工具，是次优的选项。

第三个选项是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比如通过降息来促进信贷需求，财政支持基建、减税降费、政策性金融等。如前所述，非典型冲击抑制了这些政策拉动需求的效率，要达到与传统经济波动中同样的稳增长效果，所要求的政策力度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中长期来讲负面效果可能比较大。

第一财经：在这样的政策预期之下，资产价格会有怎样的表现？

彭文生：国内未来的经济政策环境对资本市场相对友好。从经济增长反弹到通胀再到形成政策约束，中间会有一段时间。

未来政策的宽松力度和持续时间不能低估，尤其是疫情这个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没有明显缓解，传统的宏观政策须有更大力度的放松，对金融资产的估值是一个支撑。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如果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促进效果不明显，政策力度就需要增加，宽松的货币条件会对金融资产估值形成支撑；如果政策有效，经济增长反弹带来企业盈利增加，也会支撑金融资产的价格。

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有什么危害

资本充足率也称资本充实率，是保证银行等金融机构正常运营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本比率。各国金融管理当局一般都有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管制，目的是监测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资本充足率有不同的口径，主要比率有资本对存款的比率、资本对负债的比率、资本对总资产的比率、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率等。

根据《巴塞尔协议》，我国规定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低于4％。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附属资本包括贷款呆账准备、坏账准备、投资风险准备和五年期以上的长期债券。

2004年3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全面借鉴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和即将出台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结合我国银行实际，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建立在各项资产损失准备充分计提的基础之上，将专项准备从附属资本中剔除，且在计算信用风险资本时采取更为审慎的标准。这套资本监管制度体现了审慎监管的理念，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既是一种限制和制约，更是一种促进与提高，它要求银行重视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制定和实施更为稳健的经营战略，并贯彻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一、资本是银行对抗金融风险的缓冲器

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由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少数股权组成；附属资本包括重估储备、一般准备、优先股、可转换债券以及长期次级债务等构成。资本的作用一是界定产权和方便所有权的让渡，二是为公司提供资金。

与一般公司不同，商业银行所具有的中介功能，使其可以极大地运用金融杠杆来获得负债（存款），其成本要比发行股票低得多，且银行具有吸收、转移和管理风险的职能。商业银行的资本是银行已经持有或必须持有的金额，资本配置不是银行经营的附属，而是银行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资本的目的在于防范头寸价值减少或者商业损失等风险，从而保护存款者和一般债权人不受损失。基于此，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及其充足程度提出了要求，体现为两个目标：一是资本充足以“加强国际银行系统的稳健性”；二是资本充足以“减少……目前各国银行间存在的不平等竞争因素”。前者将迫使银行持有的资本高于最低标准，从而减少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增加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后者将有助于银行系统全球范围的统一协调，从而避免不同银行间因遵循不同的标准而出现竞争失衡，促进金融市场公平竞争，切实保护银行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当银行治理目标从股东至上转向兼顾利益相关者利益时，由于银行的各利益主体对银行风险的不同理解，进而对资本的关注点也各有侧重。克里斯·马滕区分了其中些微差别，即银行财务管理关心的是实缴资本和筹资的总成本———不论是以股东权益、次级债务、混合型工具还是其他形式；风险管理者关注的是损失的风险，而不论是谁将承受损失的成本；而监管者对资本的定义较为狭窄，只包括所有合格的实缴资本。例如，即将到期的次级债务只有一部分能被当做资本，而混合型工具可能根本不能被包含在资本的范围之内；银行股东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投资，即银行的股东权益、未分配利润以及股本溢价等。

二、《办法》的特点及影响《办法》

对国内银行业的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首先，未来三年国内银行业将面临着巨大的资本缺口。根据中银国际预测，实施《办法》将使各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下降2～3个百分点，资本金缺口近5000亿元。为此，各商业银行将采用国内外上市、发行可转债、增发及配股、发行次级债务和私募等方式来解决。其次，《办法》将抑制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冲动。为在2006年底前资本充足率达标，各银行必须“开源节流”，除增加资本外，调整信贷结构和适当控制资产增长速度势在必行。特别是对一些缺乏融资渠道的非上市银行而言，资产的增长速度更将为资本金的补充所拖累。再次，银行业净资产收益率会受到一定影响。以往在资本不足情况下，银行股东过度利用杠杆获取较高收益。而《办法》的实施将限制银行业的融资杠杆效应。若不能改善资产收益率，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会下降。因此，银行势必调整其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增加国债投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票据贴现等资金运用项目，并相应调整股利分配政策，较多采用较低股利支付率和股票股利分配方式。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之策

1、以资本充足率为准绳，全面评价商业银行治理水平，强化风险管理能力。资本充足率管理贯穿于商业银行设立、持续经营、市场退出的全过程，它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并且随着银行业务范围逐步扩大，风险成因和表现复杂化，资本充足率在银行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提升。银行应在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内部权力制衡监督的基础上，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优化风险评价机制，要根据全面风险管理的要求，把银行整体目标分解为各产品线和各业务系统的目标，根据各业务系统和产品线风险来分配资本，并对所有风险实行组合管理，把风险管理落实到业务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2、制定稳健的经营策略，追求可控风险下的持续发展。稳健经营的实质是在实施审慎会计原则的基础上，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价值，客观评价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并及时予以预警和控制，防止金融风险的聚集和蔓延。商业银行保持稳健性，一个主要标志就是银行自身持有的资本水平、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以及资产组合的风险状况。为维持平衡的资本结构，银行应该实行稳健经营方针，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银行股东应支持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时不分红，并提足坏账准备，保持适当的利润分配率，以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支撑未来持续增长。

3、主动引资，寻找合适的投资者，将发展目标与完善治理有机结合。从近几年国内银行引资案例看，不论是花旗银行受让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汇丰银行投资上海银行，还是兴业银行引进恒生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和新加坡政府直接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组合，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境外战略投资者既有资金实力和银行管理经验，又能着眼于银行的长远发展；既有盈利方面的要求，又能理解、认同并支持银行经营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注重风险控制与银行、员工、社会及股东间的利益平衡；另外，战略投资者在银行可持续发展中还能相应提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因此，主动引资，调整股东结构，有助于促使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和完善治理的有机结合。对此，应从法规和政策上予以鼓励支持。

4、尽快谋求公开上市，建立持续融资渠道，满足业务发展对资本金的需求。近年来，尽管国内各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都通过调整资产结构、自身利润积累、发行次级债务以及境内境外的私募等手段增加资本金，但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今后两三年银行资本充足率将难以达到或维持8％的监管要求，从而将面临监管部门在业务发展、机构增设和开办新业务等方面更加严格的限制，难以在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前完成做强做大的战略调整。因此，尽快谋求在国内外公开上市是国内商业银行打通资本补充渠道的必然选择。

5、主动调整，实现业务和盈利模式的转变。商业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应立足现代金融服务业的本质，加强对市场细分的研究，明确核心业务领域和资源投入重点，以差别化服务为导向，加大品牌建设，确立银行的核心竞争优势，根据自身业务特点和竞争优势确定业务定位，积极探索存贷业务和增值服务并重的业务盈利模式，把有限的资源向特色业务倾斜，进一步做好资产的结构优化、质量优化和负债来源多元化工作。同时，要推进组织再造，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加强各个业务系统联动支持、协调发展，深化信息技术应用，为战略转型提供强大技术支持，力争在重要的局部领域形成相对优势，务求把银行最擅长的核心业务做好.